宋朝竟然已经出现了工业化，看完这个我才明白

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提出的“原始工业化”概念，揭示了传统组织的市场导向农村工业的快速发展。对此，我国学者葛金芳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这种形式的工业化。特别是在铁的生产领域，由于煤矿的大规模开采并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呈现出飞跃性的增长。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宋代发生了一场与英国工业化早期相类似的“煤铁革命”，但这一变革在时间上早于英国。

据日本学者吉田光邦和美国学者郝若贝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在巨大的数字范围内。葛金芳认为宋代的年铁用量约为15万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产量在十八世纪初的欧洲（包括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都难以达到。

对矿冶业的开发充满热情，设立了专门的矿产勘探机构，并鼓励民间探矿、报矿。报矿人甚至有机会优先承包矿场的开采。这种积极的矿产开发政策使得宋代的矿场数量众多，有数以万计。

宋朝的矿场多采用私人承包制，这激发了民间的采矿积极性。采矿者只需向官府缴纳20%的税，其余产品可自主销售。这种“二八抽分”的制度吸引了无数冒险家投入矿冶业。

即便没有本钱的平民，也有机会参与矿场承包。为矿冶户提供贷款，用于支持开采活动。若开采失败，矿冶户无需偿还贷款；但连续三次失败后，便失去了贷款资格。后来，觉得矿冶户获利过大，于是参与利润分成，与矿冶户形成了新型的股份关系。

后来的朝代对矿业经济的兴趣明显减退。与宋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朝积极支持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除了积极采矿，还在各地设立了众多的官营手工业场，如铸钱厂、兵工厂、盐场等。这些官营手工业场雇佣了大量的工匠，生产的产品不仅用于消费，还投入市场。这也符合了“原始工业化”定义中的“为市场而生产”的标准。

宋代官营手工业虽然发达，但民营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在矿冶、陶瓷、纺织、造纸等行业，民营手工业抢占了主导地位。例如，梓州有数千家机户，利国监有三十六个民营矿场。民营手工业的生产效率显然优于官营手工业，如宋代的造船业和炼矾业中的民间工场都有出色的表现。

宋代在“原始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的积极支持和民间的广泛参与为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这也为后来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河东路转运司发现了煎炼熟矾这一行业的巨大利润，于是在晋州设立了官营炼矾工场，试图与民营企业家们争夺市场份额。这一官方的介入，虽然暂时让杜升等六家民营炼矾工场面临困境，货物积压，销售受阻。

民营企业家们凭借着对市场更深刻的理解和灵活的经营策略，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从庆历元年到三年，杜升等六户的纳税额逐年攀升，分别为十一万贯、十四万贯、十五万贯，显示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相比之下，晋州官营炼矾务的年收入却逐年下滑，只有五万七千贯、四万二千贯、四万七千贯。

为了挽救亏损的官营炼矾务，宋做出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决定——收回六家民营炼矾工场的承包权，实行垄断经营。这一举措引起了杜升、李庆等六户的不满，他们联名起诉河东路转运司，要求停止侵权行为。

在这一纠纷中，有官员指出河东路转运司违约在先，“官自炼矾出卖，见一时之小利，致经久之难行”。他反对将炼矾工场收归官营，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他建议朝廷“官罢自煎熟矾出卖，只令杜升等六户，依旧管认年额”，让这六户继续承包晋州的炼矾业。

尽管我们不知道欧阳修的这一建议是否被朝廷采纳，但民营手工业在宋代的发展势头已经无法阻挡。这些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以其创新的生产方式和高效的经营策略，成为推动宋代“原始工业化”的巨大动力。他们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一趋势不仅展示了宋代经济的活力，也预示了中国古代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