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落马官员称自己曾改写名著 要求减轻处罚

官员为了“立功”，曾经的那些失误与误区：揭示他们错误的行为模式

时光回溯至二零一六年的前几周，数只昔日的政治老虎再度现身——地方法院频频以周为周期宣判他们的受贿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谭栖伟、公安部前党委副书记李东生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前副主任杨刚等均已因贪污受到法律制裁。据政知道统计，自去年以来，已有超过二十名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因贪污被起诉，其中十五人已被判刑。这些落马老虎们之所以能从轻或减轻处罚，关键在于他们的立功表现。那么，他们为何会犯下这些错误示范呢？

让我们理解一下“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定义。从轻处罚是在法定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处罚种类或较小的处罚幅度。而减轻处罚则是低于法定最低刑的处罚。通俗地说，减轻处罚对被判刑的官员更为有利。在已经判刑的官员中，李春城因其自首、重大立功及悔罪情节而获得了减轻处罚。而沈培平则因如实供述罪行、重大立功及认罪悔罪等情节获得了从轻处罚。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立功表现呢？从法院对已经判决的官员的评价来看，真正的立功表现应该是对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如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等。这意味着官员们应该通过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悔罪态度和积极配合调查的决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者试图通过表面的行为来掩饰自己的错误。

去年，佛山市卫生局一科长邓志坚因受贿被判刑十一年。他在被刑拘后，向办案机关检举揭发了佛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戚耀方及相关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但法院并未认定其立功。事实上，对于如何才算重大立功，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院的解释，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提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等行为，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标准通常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较大范围内有影响等情况。

像邓志坚这样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有些人试图通过检举他人来立功，但往往因为检举的材料不能直接指向已核实的犯罪事实而未能被认定为立功。另一方面，有些犯罪分子如胡健勇，尽管检举了多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也未必能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这是因为“重大”的标准并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检举的行为是否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标准。

“重大立功”并不是想立就能立，它需要满足法律的规定和标准。对于犯罪分子来说，真正的改过自新和积极配合调查才是获得从宽处理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