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本是篡夺曹魏政权为何却可称名正言

魏晋风流名士之韵，引领一场盛况空前的哲学玄学大讨论，自其起始，余音一直绕梁至东晋。这场大讨论不仅是后世宝贵的思想遗产，更在当时与庙堂之上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其中，四本论作为关键议题，被陈寅恪视为魏晋清谈的核心内容之一。

四本论，源自《魏志》，其内涵在于人的才性与道德品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才性同与才性合相对应，才性异与才性离相呼应。这一问题本质上触及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质是否统一的核心议题。

在魏晋之交，四本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话题，更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决定了统治阶层的人才选拔方式以及士大夫们在权力斗争中的立场。当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之变、杀大将军、逼魏元帝禅位等关键节点出现时，其主张的才性合观点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从曹操的求才三令说起，这一观点显然与司马氏的才性合相悖。曹操的求才三令强调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可能背负不仁不孝之名，这是典型的才性离观点。司马氏主张才性合，似乎意在从思想上否定曹氏政权，为其夺权斗争服务。这背后的原因并不简单。

司马氏之所以坚定奉行才性合观点，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魏晋时期更为宏观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东晋以门阀政治著称，司马氏需依靠门阀士族来巩固政权。出身的不同所涉甚多，儒家豪族之间多有历史、血缘和利益方面的关系，且都奉儒家学说为正统。出身寒门的曹氏政权即便深知争取儒家豪族支持的重要性，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他们的支持。曹操通过求才三令等政策来打压儒家豪族势力的举措，其实是在颠覆儒家思想这一东汉政权的精神根基。

在此背景下，司马氏坚持才性合的观点，既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其出身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体现。历史上演了一出黑色幽默：曹操颁布求才三令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后代会以持才性合的观点将整个天下从曹魏手中夺过来。这一转变不仅是对曹魏政权的否定，更是对东汉儒家思想的颠覆与重塑。这一过程反映了魏晋时期社会政治背景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与博弈。司马氏家族之所以秉持“才性合”的观点，其深层原因有三。

河间司马氏作为典型的儒家地方豪族，自然深受儒家教义的影响。才性合，作为儒家思想和华夏正统观念的一部分，为司马氏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每当历史更迭、政权交替之际，司马氏借助才性合的观念，成功篡魏并建立的政权，不仅着眼于眼前，更长远地确保了政权的正统性和稳定性。两晋的国祚长达155年，即使东晋偏安江南，仍被天下人视为正统，这足以证明才性合观念的深远影响。

才性合的观念与儒家正统思想紧密相连，这使得司马氏能够赢得其他儒家豪族的支持。在同一文化场域中，司马氏借助才性合的共识，与其他儒家豪族携手，共同维护政权的稳定和繁荣。

司马氏通过反对曹魏政权的指导思想，否定其政权的合法性，以此与非儒家的寒族划清界限，为夺权提供便利。才性合的观念在这一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司马氏政权合法性的依据，更是区分敌我、凝聚力量的思想武器。

有人可能会提到司马昭杀高贵乡公曹髦这一事件，认为这是与才性合相悖的行为。但实际上，在政治斗争中，名与实之间往往存在复杂的关联。从实际角度看，确实是司马昭下令杀了曹髦；但从名义上而言，动手的是成济。事后，司马昭诛灭成济九族，并对曹髦表示哀悼，展现出了大忠之态。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往往难以界定。篡权终究是不光彩的行为，而政治斗争向来都伴随着鲜血和牺牲。正如王导向后人介绍完祖先的“创业史”后，那些曾经自豪的人也会感到羞愧和无奈。尽管有所谓的“蒙头之叹”，但历史的进程不会因为个人的道德评判而停滞不前。司马氏家族秉持的才性合观念，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现实中得以检验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