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车改旗员及武职官员不准乘轿

在清初，从王公贵族到官员，大多数都习惯骑马，乘轿的人相对较少。这一传统源于王朝的历史沿革，武职官员带兵打仗时不被允许乘轿，这是当时的一种制度。如《野获编・勋戚》所载：“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即上马，不许用橙杌。”这种以骑射为本的文化传承使得清朝初期的官员们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随着清朝的入关，无论是王公贵族、八旗官员还是汉族官员，骑马的习俗被保留下来，乘轿的现象则相对较少。顺治四年及九年，清颁布了有关制度，虽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官员乘坐轿子的大小等规制，但仍有“若不乘轿，愿骑马者，各从其便”的说法。由于礼法的需要，清有时也会对乘轿一事予以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逐渐安定，经济繁荣，官员中的享乐之风也逐渐盛行。这种趋势在康熙时期就已引起当朝者的注意。到了雍正时期，针对武职官员坐轿的现象，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如雍正四年九月，规定武职官员不准坐轿，特别是副将及其以下级别的官员。到了乾隆时期，这些规定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细化。

乾隆帝多次强调旗籍文武官员及宗室王公禁止乘轿的规定。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也变得更加严格。尽管有严厉的处罚措施，但这一规定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时紧时松。这是因为除了正常的“特许”，还有一些高官显贵的公然违制现象存在。

有趣的是，有些官员误以为乾隆帝反感坐轿，于是改为坐车。对此，乾隆帝特意澄清他的意图是为了保持满洲人的传统武艺，而不是禁止坐轿本身。这一规定在定制后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仿者逐渐出现。

清朝对于官员乘轿的规定是出于维护满洲传统和礼法的考虑。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尽管如此，清朝对于官员形象的管理和礼制的维护仍然是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乘轿子的特权和限制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话题。丹巴多尔济等因保卫皇帝受伤特许乘轿，却也引发了一班官员的效仿，形成了一种特权现象。特许乘轿的规定，似乎为贪图安逸的官员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在谕令中明确提到，遇到某些特殊地形如崎岖狭窄、稻田水泽等无法骑乘时，可以乘坐“竹兜”一类的小轿或滑竿。这些规定却成为一些官员违规乘轿的借口。

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其严厉程度有所波动。乾隆时期定制后的处罚相对严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处罚力度逐渐宽松。有时，违制乘轿只是官员多项违规行为中的一条。例如，道光的福建提督许松年，因违例乘轿而被严厉惩处，但这样的例子逐渐减少。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整顿队伍，曾参劾某些军官公然违制乘轿。这些军官毫无顾忌地乘坐轿子，完全无视旧制新章。在处罚时却表现出从宽的倾向，只是摘去顶戴、拔去花翎以示惩戒。

公然违制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乾隆时期出征台湾的大将军，他的出行所坐的大轿子用36名轿夫抬行，速度极快。即使在出师打仗时，他也坐轿出行，轿夫轮换时骑着马跟随大轿。福康安的故事广为流传，他敢如此公然违制坐轿，却未受到任何处罚。在高官显贵面前，制度往往显得无力执行，上下效仿，违制之事逐渐成为惯例。

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特例。湘军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其中王彗是儒将，他上阵打仗时坐轿子，常常端坐于轿中指挥将士。

在专制时代，政令的贯彻执行往往难以保证。对于违制行为，通常是在有人举报、弹劾时才会追究，或者在犯下其他大案时才会牵涉出违制坐轿这类行为。这种特权现象的背后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制度的局限性。